杰出校友周令钊先生的艺术人生

周令钊（1919年—2023年），湖南平江人，华中艺专西洋画科11班杰出校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新中国国家形象重要设计者，新中国70年最美奋斗者，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周令钊先生口述艺术人生

（一）自幼立志学画

1919年5月2日，我来到这个世上。湖南省平江县托田村的鹤垄屋是我们周家的祖屋。

我出生后就过继给东边屋大伯母杨氏做儿子。过继母多病，将我交给王嫂照顾。王嫂待我如同亲子。她喜欢剪纸刻花，我常跟她学。王嫂带我去楼上储藏室，我看到许多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我喜欢它们精美的工艺，最喜欢的是樟木箱里的古人字画。王嫂说：“东西都是留给你的，但你不要放在心上，要把你喜欢的工艺字画用心学到手。”我听王嫂的话，只对精美的工艺和字画用心感受。王嫂还常带我到大门口，远望福寿山、连云山上云遮雾罩，汨罗江上白帆点点，还有风水宝塔、三眼桥。王嫂给我粉笔，我趴在青石地面上放手作画，画帆船，画宝塔。王嫂高兴，周围人喜欢，我也满足。

六岁正是发蒙年龄，王嫂陪我进县里的启明女中附小读一年级。大约在我七岁时，过继母病故，我随祖母住长沙营盘街周公馆，家中有电灯、电话，上街坐包车。祖父病重时我们回到了平江鹤垄屋，不久后他离世。家中请戚扎匠扎纸人纸马，又依鹤垄屋的样子，糊扎一个四十张方桌大的纸扎灵屋。纸屋如同真屋，有东西花园、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塘中的水是画出来的，书房中文房四宝、墙上名人字画一应俱全，惟妙惟肖，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次日一早，费尽心血制成的工艺精湛的纸扎精品被搬到门外广场，一把火烧成灰烬，说是供祖父阴间居住。我痛惜戚师傅的作品被烧毁。

之后，我回到长沙，在衡粹女职附小读二年级。那时军阀混战，吴佩孚的北兵粮子打到平江，烧杀掳掠，民不聊生。广东的北伐军打到湖南，赶走了北洋军阀。平江农民起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这样的离乱中，鹤垄屋被烧毁，只留下了半个石狮子。其后，长沙的周公馆也失火烧尽。我们全家只好挤住在公馆后门学宫街留下的2号和3号两栋小屋中。

早期，对我的艺术人生起重要作用的是生母郑家一、大哥周令林和我的美术老师汪支俊先生。

生母郑家一，青年时在长沙周南女中上学，是徐特立的学生，与杨开慧是同班同学，也是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母亲喜爱美术，我儿时见过她临摹的英国水彩风景及她设计的十字布挑花、湘绣纹样等，对我学画有很大影响。大哥周令林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大哥由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大革命时期，自治女校大门两边挂了汪支俊先生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肖像。我喜欢马克思卷曲的大胡子，常去观看汪先生怎样作画。平时我喜欢去教育会坪玩耍，那是长沙的文化教育中心。那里有中山纪念堂，经常演出、开画展。旁边有图书馆，我常去看画报、看小人书。那里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封神榜》《三国演义》，线描工整，纸张、印刷都很好；有根据我家乡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鼻祖向恺然(又名“平江不肖生”)写的武侠小说改编的《火烧红莲寺》等连环画，作画随意，形象夸张，我很喜欢；还有劫富济贫的《侠盗大肚皮》，不只是线描，又加上了明暗阴影，更加立体好看，这对我以后画插图都有影响。而马日事变使教育会坪成为充满白色恐怖的杀人刑场，蒋介石、何键屠杀共产党，许多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横尸教育会坪。这让八九岁的我感到惨不忍睹，我痛恨杀人凶手。

家已破产，父母只得又将学宫街的两栋小屋卖了，搬进稻谷仓更小的房屋居住，我就近于兴汉门的长沙中学附小上学，美术老师还是汪先生。他一度去上海美专跟倪贻德学画，回来后画风有所变化，从原来的准确细致到后来的简略概括。那时我开始体会到画法可以是多样的、有变化的，学画真有趣。

长沙美术界常办画展。记得有上海的王兰展，作品中有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全家福画像，何键生活的公馆围墙上布了铁丝网，出门坐长沙唯一的小汽车，还带六个卫兵保护，群众对他很反感。又有陈国钊等人的“朔风社”画展，反映人民生活的苦难，有人物、风景，倾向进步，画风朴实，观众爱看，我更喜欢。

我读五年级时，长沙举办全省儿童画展。汪先生是筹委之一，没空来学校上美术课，要我带同学去义冢山(现在长沙的烈士公园)写生，同学们有的作画，有的玩耍，我埋头画了多张写生画。星期天我自己又去岳麓山画爱晚亭，有位阿姨看了说“俨然一画家……”，我听了很高兴。画作由汪先生转交筹委会评选时，筹委们认为我的画是汪先生代画的，不予展出。先生也气极了，便出主意，要我到展厅门前当众作画，经筹委们和观众看过，都说好。我的画终于在中山堂展出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蚕食我东三省。汪先生教我用美术字写抗日标语、画抗日宣传画，四处张贴；学校举行演讲比赛，我得了第一名，还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到汽车北站去站在板凳上演讲，号召人民众志成城起来抗日。我喜爱进步美术，决心从事画画。

（二）走上艺术之路

我从长中附小毕业时家中更困难了，尤其学美术，花钱多还不好找工作。长沙的华中美专是高中，看了我的画，同意我跳过初中直接上美专高中。曾留学日本的姑父是湖大农业系教授，看我聪敏好学，乐于资助我进华中美专。美专有很多好老师，凌敏琴、姜曼郎、戴新杰教我静物写生、画石膏人像。汪支俊（汪仲琼）也来到华中任教，和陈国钊教我水彩，使我对色彩变化有了基本认识。老师雷恭甫在课堂示范了作国画山水，我看得入神，在旁学画一幅，校长周磊村看了，以为是雷先生画了送给我的，后来知道是我画的，他很高兴。看周磊村画竹、刘寄纵画小鸡、王熏画芦雁、张一尊画马，对我皆教益匪浅。高年级同学陈雁谷、陈竹影、刘迪耕的画对我学画都有启发。

长沙百姓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当时长沙商业中心八角亭的华丰百货公司改为中国国货公司。华中美专的高年级同学谭盘在那里画广告，拉我去帮忙。他看我画得好，他兼画几家商店的广告忙不过来，就要我留在国货公司替他。那时我十四五岁，认真设计商标、画广告、布置店面柜台，能设计刻剪从四层楼垂下的长幅标语，效果好，公司上下都满意喜欢，附近商店也闻名而来。我从公司领二十大洋的月薪，加上其他的收入，能有钱贴补家用，父母也高兴。

我的画室在四楼八角亭的边上，门外是广东酒家，有早茶和广东点心。汪先生和同学张友慈来看我，我请他们喝茶吃点心，以为他们会为我已工作而高兴，汪先生却叹了口气说：“你还太小，过早工作，耽误学业，影响打基础。”张友慈也建议我进武昌艺专继续学习。

我听他们的话，辞了公司的事，带着自己赚的钱乘船到武昌考学。当时艺专入学考试时间已过，学校看了我带去的画作后要我在教务科单独补考。桌上放着所有的试卷，我看到坐在对面的教务员，长脸、头发蓬松，很有特点，就马上抽出一张画纸画起来，很快就画好了，很像。站在我背后的一位胖胖的老师看我画完，问了我几句后就说可以了，马上让教务员帮我办了入学手续，我便进了武昌艺专师范科三年级。后来得知考试时见到的那位胖胖的老师就是校长唐义精先生。学校老师有留学法国的唐一禾、庄子曼，留日的许敦谷，他们教油画；陈影梅教图案，我学了图案构成、单位连续、实物设计；沈士庄(去解放区后改名为高庄)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我素描、手工艺，他绘画基础扎实、工艺精到、要求严格。我学习很认真。

北平“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也是抗日救亡的动员运动。武汉各校也积极响应，到湖北省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主义。沈士庄先生扛大旗，带我们游行、静坐。

从武昌艺专毕业后我回到长沙的家。有一次参加聚会，说是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募捐的大会，指挥家刘良模指挥大家齐唱《五月的鲜花》。有人详细报道了长征的情况，伟大动人。大家踊跃捐献，有人捐出金戒指、手表，我也捐了身上带的钱。

1936年，武昌艺专师生在南京合影，前排右三为17岁的周令钊，右四为他的老师唐一禾，左一为校长唐义精

在上海纱厂做总工的舅舅郑家朴，介绍我去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制版。师傅柳福庆是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留学几国的制版印刷专家，曾在上海秘密为新四军印钞票。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工程师。1936年，我在师傅办的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参加第一期学习班。学制版固然好，但毕竟只是复制他人的作品，而我更执着于学画，画自己想画的画。不过，那段时间的制版学习，对我日后做与印刷相关的设计和教学工作，意义深远。

在上海新华艺专学画的李昌鄂，介绍我见了他们的教务长汪亚尘。他看了我的画，同意我下学期到新华艺专半工半读，我期待着。然而，“八一三”事变使我的期望成为泡影，日军攻打上海，流弹打穿了我住房的屋顶，我差点丧命。那年我18岁。怕我发生意外，也怕我母亲担心，舅舅催我赶快离开上海回长沙。我和李昌鄂去上海北站挤火车，人山人海，车顶上都爬满了人。旧中国弱小落后，被帝国主义瓜分，上海有美、日、法、俄等租界，有人挤过了英租界的铁丝网，让英军抓住打个半死，天上又有日机扫射，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容身之处。我年轻，好歹挤上了闷罐车，日机跟随扫射，沿途在生死线上走走停停、上上下下，总算回到长沙。

（三）参加抗敌画会

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湖南省文化艺术界组成抗敌后援会，平江乡友李锐同志也参加了当时的领导工作，下面有孙伟领头的抗敌画会。我回到长沙，马上参加了抗敌画会。当时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孙伟到国民党省党部要来颜料、纸张、白大布，我们聚在“平居”(“平居”是位于湘雅马路的大宅，是回东安老家的亲戚借给我家的住所，隔壁的“松园”是华中同学刘迪耕的家)作画。

我们根据报上有关抗日的新闻报道和群众来稿流水作业，有人拟作画内容，我负责作画，有独幅画、连环画、大幅宣传画。大家斗志昂扬。我不用起稿，提笔就画，又快效果又好。每周展出，去靖港、捞刀河、水陆洲(橘子洲)、平江等地展出过。画展让民众更直观地了解中国睡狮如何受日本欺凌、遭日寇暴行、做亡国奴的痛苦，只有团结一心才能赶走日寇。看过画展，观众齐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过往长沙的各地旅客都来看画展。武汉新兴剧团的团长龚一曼、编剧桂公创、导演赵一山看了画展，邀我同去广州宣传抗日，我便去了广州。新兴剧团在广州联合“八一三”歌咏队、中山大学，共同组织了一次千人大合唱，歌唱抗战歌曲；还组织了一次抗战话剧《后防》的演出，我做舞台美术设计并画演出海报。

不久，新兴剧团要去香港演出，邀我同去。当时我已结识了成员大部分是中学生的“八一三”歌咏队，我喜欢和年龄相仿的人在一起，便留在广州“八一三”歌咏队。广州市举行“八一三”火炬大游行，我画了一幅大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放在队伍前面，中间拖了一具棺材，后面又画了一幅《挺起胸膛，按着创伤，前进》，以表达坚决抗日、誓死救亡的决心。游行引起众多路人关注。

筹备广州市抗日美展的郁风，来借我那两幅画参加市美展，我得以认识了黄苗子、郁风、鲁少飞、张谔、特伟、梁永泰、林檎等。他们都是早已闻名的美术家，能见到他们是我的荣幸。从此，我走进了美术界，有了更多的机会向前辈们学习。

（四）在“三厅”的日子

春节我回到长沙，见到了同学黄普苏，见他正在打行李，便问他去哪里，他说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主要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厅长为郭沫若，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第三厅是全面抗战初期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说国共合作全民抗日，全国文艺工作者都去那儿，建议我也同去。他介绍我认识了田汉的弟弟田洪，我们第二天便一同乘火车去武汉，同去的有田洪、易绍伯、刘亚伟及名化妆师辛汉文、李也非等。

到了“三厅”，见到田汉，他是“三厅”六处(艺术处)处长，我被分到六处三科(美术音乐科，科长徐悲鸿没有到，代科长倪贻德)。美术方面的科员有李可染、王式廓、罗工柳、王琦、丁正献、力群、卢鸿基、冯法祀、周多、张友慈、沈叔羊、沈同衡等，汪支俊老师也来了；来自上海的漫画宣传队也属“三厅”，队长是叶浅予，队员有张乐平、特伟、陆志庠、梁白波、陶谋基、叶冈等。

“三厅”在武昌的昙花林，这里的大餐厅又是大画室，白大布挂在墙上，大家满怀抗日激情作画。常有敌机来袭，大家都跑去对面德华中学地下室躲警报。为庆祝台儿庄大捷，武汉举行火炬游行。郭沫若在黄鹤楼上演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三科画了很多宣传画和抗日英雄像，游行声势浩大，兵分两路，我们乘船江上行。又有队伍抬着国旗经汉口的江汉路，路边行人和路两边楼上的群众都拿出钱币、金银首饰投向国旗，慰问前方浴血沙场的战士，甚是感人。

武汉迟早不保，“三厅”准备撤往重庆，临行前在黄鹤楼外墙上画了一幅大壁画《全民抗战》。黄鹤楼前，脚手架上，美术科、漫宣队全体上阵，合作绘制。黄鹤楼外墙太高，有部分墙面脚手架到不了顶，要从墙垛上吊个木梯下来画上面的部分。画家中数我最年轻，梯子上的作业非我莫属。我左右摆动着木梯作画，在脚手架够不到的墙面上画天空、云彩、飞机等。田汉坐在长江边，指挥作画，如电影导演一样，指导着、鼓舞着大家。大导演马彦祥来看我们，说：“武汉太热，瞧你们个个汗流浃背，太辛苦了。”田汉开玩笑说：“就等你请大家吃冰棒解渴。”马说：“应该。”我们都从架上下来去冠生园吃了刨冰和汽水，道声“谢谢”，又爬到架上继续作画。

黄鹤楼抗日大壁画完成了，这在中国壁画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不久，“三厅”离开武汉，经长沙分赴各战区。壁画创作期间，有几天未见王式廓、罗工柳来上班，过了几天王琦和冯法祀也不见了，后来听说他们都去了山那边的好地方——延安，我也想去。得知冼星海也要去，我请他带我去，他说：“要找田汉批条子，拿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办手续才能买火车票。”第二天有武汉至西安的最后一班车，他要我赶快去办。我到处找田汉，遇见田洪，他说：“来不及了。”他告诉我“三厅”要成立抗敌演剧队、抗宣队、放映队和孩子剧团，建议我回平江带些有才艺的弟妹们来参加孩子剧团。演剧队、孩子剧团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做了演讲，说应形势需要，演剧队要分赴各战区的前线，慰问军队，宣传抗日打鬼子。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听后跃跃欲试。我从武汉经通城回到平江，向长辈们进行了艰难的游说，带出了令德、令谟、令宣、令纯、令章、令芬、令芳、令年等八弟妹参加了孩子剧团，自此弟妹们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革命道路。

武汉失守，长沙吃紧。长沙大火当天一早，“三厅”全体人员随周恩来有组织地步行撤离长沙，前往湘潭。出城已远，回头看时，长沙满天通红，这就是后来历史记载中的“文夕大火”。撤离中我和汉剧团团长龚啸南押运公文车从长沙到湘潭下摄司。沿路见到众多老百姓扶老携幼地逃难，还有许多丢弃在路边带不走的皮箱、衣物、家具、钢琴等。我们到地方后，在窗外看到郭沫若、田汉、洪深正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问：“公文车到了吗？令钊和啸南来了吗？”他记性真好，一般职员都叫得出名字。

之后，我被安排去桂林行营政治部第三组。第一天签到上班，第三组音乐家张曙被炸身亡，全体同事赶到他家，见他和女儿达达满身灰尘地躺在地上。叶浅予托起达达那如同散了架的布娃娃似的小小身体放在门板上，太悲惨了。万恶日寇，惨绝人寰。

在第三组那段时间，我画了《送寒衣》等木刻宣传品，还为美国卓别林的电影《大独裁者》画招贴画，为新中国剧社画《大雷雨》《复活》招贴画。每次我都认真创作，观众反映很好。范长江带领我们去宾阳、迁江、镇南关前线慰问。我们在战壕边搭戏台，演唱解放区的歌《老天爷(指蒋介石)垮了吧》《你这个坏东西》《山那边好地方》等，战士们深受感动。演完返回时天已很晚，我背着画夹，迷迷糊糊地回到部队。天没亮说“鬼子来了”，战士们将卡车上的军粮丢弃在路边，让我们坐车撤离。车行至半路，敌机来扫射，我们大人护着小孩四散躲避，汽车钻进树林，等敌机走了，都赶回公路上车，路上有好多走不动的伤兵都被炸死了，真惨！

香港沦陷，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张光宇、张大羽(光宇之子)、丁聪、诗人徐迟一同从香港来到桂林，我去看望他们。桂林我熟，我做向导，和光宇先生去漓江边上写生，我用心看他作画，从他的画里我看到了他的博古通今，学到了夸张和装饰的表现手法，丰富了我的写生，他也赞赏我是个好学的青年。

田汉来看我们，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有志青年应去前线抗战救国。”他建议我去演剧五队。五队驻扎在柳州郊区大龙潭的山水间，几排木板屋建在山坡上，绿树环抱的好地方。我担任舞美设计，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人兽之间》《丁大夫》等设计布景。

1943年6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下达了一道命令，将五队配属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演剧五队既演剧又唱歌，我除画画外也参加了大合唱，或在话剧中跑龙套。演《梁红玉》时我演探子，报告“敌人离此20里”，长沙话说不好“2”，我改说“30里”，导演说“太远了，剧情松了”。我改说“15里”，导演说“太近了，戏乱了”。我演不成戏，因为记不住歌词也做不了歌唱演员，就只好专心画画做设计了。

第二年冬，我和冯法祀、特伟一起去滇缅边境遮放、畹町前线作战地写生。第二十一集团军前线指挥所原是日军阵地，日军已败撤，我们住附近小木屋，晚上尸臭阵阵。后方来记者采访，团长领我们上山顶参观战壕，我嫌转圈上山路途远，就抓着草直爬上去，半路发现抓的都是人的头发，再看周围埋的都是死人，到山顶，团长说那是日军留下的尸体。参观战壕，壕壁上挖有一个睡觉的洞，洞壁上伸出一只死人的手，手上还挂了个手榴弹，这不是今天的“行为艺术”，而是战争年代的“实景”。

1945年3月15日，周令钊（前右一）在缅甸腊戍西格立夫医院与章泯、冯法祀、特伟、弟弟周令豪（后左一）及缅甸女护士合影 

不久，演剧五队领命赴缅甸慰问远征军新一军。在赴缅慰问前，我为队里设计了赴缅演出用的抗敌演剧五队臂章。臂章的图案是一个“V”字，加上一副面具。“V”字一字双关，既是英文单词“胜利”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又是罗马字的“五”字(表明五队祝愿中国远征军大获全胜)；面具则是半边“喜”半边“悲”，象征“演剧”，以此作为演剧五队出国的慰问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辗转到武汉，加入了演剧六队。六队演出田汉的《丽人行》，我设计布景，画演出海报。接着，又为高尔基的《夜店》设计布景，画演出海报。北平演剧二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的队长赵浔来武汉邀演剧六队管灯光的宋密去二队，我想北平在北方，离“山那边好地方”更近些，我想去看看。与他们同行路过上海，我去看望田汉，他说，育才学校美术组的王琦走了，建议我留上海育才任教。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在四川重庆开办的。上海育才位于郊外大场余庆桥，教师分成社会组、自然组、文学组、戏剧组、音乐组、舞蹈组、美术组，学校宗旨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战争时期，多少家庭离散、儿童失学，育才学校专收社会上有特殊才能的儿童，还招收了不少失去家庭或家庭有困难上不起学的有为青少年，将他们培养成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材是育才的责任和宗旨。我接王琦的班，同学叫我“周大哥”。

（五）在北平艺专迎接解放

冯法祀带着徐悲鸿的聘书，来育才学校邀我去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我说，我高兴去，但要派一位艺专的高才生来接替我的工作，艺专派了马三和来育才，我去了国立北平艺专。见到徐校长，他说聘我为讲师，我要求从助教做起，徐先生说：“你的画我们看过，你的工作经历我们都了解，应该做讲师，就这么定了。”

艺专最早有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和音乐系。后来，音乐系迁出，成立了音乐学院。我来时增设图案科，后改名实用美术系，系主任叶浅予，系分三科——染织科、陶瓷科、印刷科，我在印刷科教素描、水彩、插图、招贴。

分给我的宿舍在东单苏州胡同里的五老胡同，房子小而旧，分里外间，木地板缝很宽，我很怕铅笔掉进去，又怕老鼠钻出来。铺上芦苇地席，从小市买来的老家具便宜又好看，同学们都欣赏我的房子布置。一次，陈若菊和同学们来玩儿，坐在床上，床一坐就垮了，藏在被罩下的脏衣服撒了一地，很不好意思。北平很大，故宫三大殿、东西宫，三天游不全，还有颐和园、长城、中山公园、太庙(后改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那时的中南海可以随便进出，破旧的天安门屋顶上长着草。

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1949年

上水彩课，我常带学生去那些地方写生，他们很高兴。抗战时我去过云贵、两广，还去过缅甸，常和同学们谈起如何画南方风景。谈到抗敌画会、抗敌演剧队，如何上前线宣传抗日，同学们更是爱听。

北平已被围城，城外都是解放军，听得见城外的炮声。因为要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解放军正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城内一阵静默，我们焦急地等待谈判结果。城内仍是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大刀队乘着警车在街头巷尾检查行人，遇有问题，就地正法。艺专地下党组织进步师生在各个宿舍秘密创作迎接解放的木刻画传单。当时我们是流水作业，确定了传单的主题，我就在五老胡同宿舍作画稿，画好了照例藏在芦苇地席下。一天，王育中到我这里来取画稿送到别的宿舍去刻印。他骑着自行车到苏州胡同口，看到东单街口大刀队正在搜查行人，王育中身上有传单作者的名单和地址，他马上下车装作弯腰整车链，暗将名单吞进肚中，后来讲给我们听，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苏州胡同的街对面是东单广场，原来是体育场，一段时间内成为临时飞机场，停了几部小飞机，以备京城的少数达官贵人飞台湾用。国民党中央的张道藩劝说徐悲鸿飞台湾，国立北平艺专地下党的侯一民、冯法祀去请徐校长留下，田汉也专程来北平会见徐校长，徐校长自愿留下，迎接解放。

解放军和傅作义的谈判最终成功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使故宫等重要文化古迹得以保存。解放军进城，先头部队到了铁狮子胡同。艺专师生赶到北京大学红楼，乘解放军的汽车，开到解放军驻地。那里早已排好队，等我们到达。先是唱解放区的歌，我们早已会唱，大家一同唱，军民一同唱，军民一条心。街道儿童围着解放军，大胆的孩子扯扯解放军的衣角，解放军一边唱歌，一边招呼小孩，与民同乐，亲如一家人。我们迎来的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欢天喜地，激动流泪。

北平市民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军进城，艺专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画了多幅大画，摆放在天安门前迎接解放。

（六）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了。2月，北平地下党公开举行誓师大会。侯一民叫我一同去国会街现新华社驻地画领袖像。我画毛主席，他画朱总司令。画比较大，我打格放大再画。那时的侯一民还是个18岁的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打格拿起笔就画，比例的把控就难多了。这可能是我解放后第一次画毛主席像。

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放全中国，为此举行了国共谈判，要艺专设计布置六国饭店的和谈会场。我带图案科的一班学生进驻饭店，我们的设计方案是，中间为会议桌，主座背面墙上挂毛主席的红底黑白像，会议桌两侧共八根柱子，上挂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红底黑字，字牌上方是白色和平鸽展翅飞翔的图案。会场气氛生动和谐。和谈主持人是周恩来，南京方面的代表有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七位，他们对会场布置很满意。据说谈得很好，但最终由于蒋介石的干扰，和谈告败。结果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攻占总统府，赶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应该是我在北平解放后画的第二个毛主席像。

当时许多全国性的大会借用艺专的大礼堂召开，1949年4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朱德参加并作报告；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参加并作报告。这两次都在艺专大礼堂举行，学校安排我带领实用美术系学生设计、布置会场，剪贴横幅会标，中间挂毛主席像，两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像，领袖像由我画。

10月1日，天安门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据说是大会主持人通过学校党委书记江丰同志，要我为开国大典画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我特别高兴，一是旧中国即将变成新中国，二是我有幸获得这项光荣任务，三是我为老乡毛泽东画像。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江丰同志步行去了天安门，从不同角度勘察挂像现场，定画像大小，考虑作画地点及画像安装方案，设计画像脚手架，等等。我提出要当时还是学生的陈若菊做我的助手，组织上同意了。一切准备停当，我和陈若菊兴奋地奔上了天安门。

我们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殿外东侧墙边作画。画幅约6米×4.6米，画布遇风易起褶皱，画在马口铁皮上较平整。没有放大机，就打格放大，尺子不够长，便用粉线袋弹格放大；没有升降机，便搭脚手架，爬上爬下退远看效果。主席像是根据摄影家郑景康拍摄的黑白照片创作的，戴八角帽，敞衣领，头稍侧，微笑，下部有毛主席书法“为人民服务”(字是按领导要求写的)五个字（编者注：应为“人民的胜利”）。十多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按期画好。聂荣臻市长来看过，他认为很像，只是开国大典是庄严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起来好。他走后，我们“扣上了风纪扣”，大功告成。回到家中，刚要休息就听到敲门声，天安门来人说：“像已挂好，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看过，认为像下方还是不写字好。”我立即和他们乘上汽车赶到天安门。几个聚光灯把像照得通亮，三架木梯绑成一架长梯靠在像上，我拿着画具爬上去，梯子一闪一闪的，脚下是黑黑的门洞，好在我没有恐高症，涂去字后再画成衣服，画完一部分下梯，挪动梯子再上梯画另一部分，反复数次，终于修得天衣无缝了。这时东方泛白，还有几小时开国大典就开始了。

10月1日一早，我和陈若菊赶到学校，随队伍一起去参加开国大典。艺专的队伍位于天安门东南侧，在现在国家博物馆北门位置。远看主席像画的效果，也听了下周围同志们的反映，都说好，我们放心了、高兴了。

那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无数先烈的牺牲得来一个全新的中国，将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好。

红旗招展，掌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毛主席操着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湖南乡音令我感到无比亲切。祖国前途光辉灿烂，我和全国人民一起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

新中国成立后，文管会接管了国立北平艺专，艾青、莫朴、王朝闻、蔡仪、金浪，华北大学三部的李琦、冯真、邓澍、顾群、洪波来到艺专，他们被并入艺专，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江丰任党委书记，徐悲鸿任院长，请毛主席题写了美院招牌“中央美术学院”。美院成立了，大家庆贺。我在实用美术系，系主任先是叶浅予，后来是张仃，教员有孙昌煌、田世光、黄均等，张光宇从香港回来也到实用美术系。美院还有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美术史系。

（七）为新中国造型

1949年，国家百废待兴，许多美术设计任务，纷纷找到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正逢其时，设计任务应接不暇。

团中央的娄霜同志要我设计团旗。我问他青年团的宗旨和作用，他说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青年团员要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在纸上画个五角星象征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又在五角星外画一个圆圈，象征共青团员围绕在党的周围。几分钟后我的设计完成了，娄霜很满意，认为创意简洁明了，我又画了一张色彩草图，由娄霜同志带回团中央，和各地送来的许多团旗图案放在一起，请中央领导挑选。毛主席在我这幅设计图上写了“同意此式”。刘少奇、周恩来都认可，不久团旗就飘扬起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62周年的时候，团中央办公厅主任来看我，带来经毛主席批示的团旗画稿复印件，给我留作纪念。从没有想过还能看到几十年前的设计稿，我非常激动，永远留念。

少先队的同志、我的学生刘易晏也来找我参加设计绘制了星星火炬少先队队旗。后来我的儿女也都是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在队旗下宣誓。

1950年9月下旬的一天，总工会的同志拿来毛主席亲笔书写的“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的一张图画纸，要我设计一幅集体模范奖状，我在那张纸上画了工农兵的形象和装饰边框，印制出来发给全国劳模，能在毛主席题过字的图画纸上作画，心中无比高兴。

国徽设计先是全国征稿，后来成立中央美院和清华大学两个设计小组。清华组长是梁思成，建筑系的几位教师参加设计；美院组长是张仃，设计组成员有实用美术系的张光宇和我。最初交出的设计方案：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小组设计的是一个玉璧，象征完璧归赵，还政于民；美院张仃、张光宇设计的方案里有齿轮麦穗，中间一个大五角星，下面是天安门。我觉得一个大五角星，太像越南国旗国徽。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已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我就画了一张五星红旗下的平面装饰天安门，也有齿轮麦穗谷穗的设计草图，主色调为红金。通过组长张仃同志作为美院提案一并转交上去，请领导定夺。后来听参加方案讨论回来的张仃同志说，以中央美院组的方案为主展开深入设计，我认为可能是我们的方案涵盖了国徽的全部重要元素。最终的国徽成型工作交给清华大学，由高庄先生做的浮雕。我能参加国徽的集体创作，非常高兴。高庄先生是我在武昌艺专时的班主任，能和老师一起为国徽设计制作尽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光荣。

从新中国成立第二年起，每年五一节和十一国庆节，天安门前都会举行盛大游行。我担任仪仗队和文艺大军的队容美术总设计，标语牌、彩车、花，每次先画出一幅队形长卷，中间要对各类道具和彩车进行监制，预演时要上天安门城楼看总体效果。成千上万的人，手上拿花，先是百花齐放，但从天安门上看去，杂乱呈灰色。其后，我们将颜色分队，一队一色，服装、标语牌都注意远看的彩色效果，一次比一次美。

1951年，美协副主席蔡若虹找我为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画油画历史画《五四运动》。我先看了有关“五四”的文字资料，去看了火烧赵家楼的原址，也去看了北大红楼，又访问了当时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许德珩。他建议五四运动还是集中在天安门好。当时的天安门，屋顶上长草，红墙斑驳，游行标语都是直旗竖写。油画是在五老胡同小小的房间里完成的，散发传单的女学生是陈若菊做的模特。

1955年，解放军后勤部的同志来美院要设计三大勋章。我们征求了实用美术系教员们的建议，由我和陈若菊设计并执笔完成。我们设计了勋章和纪念章各三枚：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枚勋章发给有功人员，三枚纪念章发给参加人员。在评级授勋会上，由毛主席发给元帅、将军，元帅们都穿着我们参与设计的新中国的元帅服，帅气又光辉。

1959年，美协秘书长华君武分配我为革命博物馆中央大厅设计大型壁画，左边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以天安门为主景(黄永玉设计)；右边是《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主景是克里姆林宫(我设计，陈若菊做助手)。中苏关系破裂，主景改为和平鸽，画面东边是亚非拉各国、西边是欧美各国。从南到北的气候、生活、习俗、服饰、动植物等，形态多样，色彩丰富，儿童献花、和平签名，画面充满和谐友好美满。当时我和黄永玉两家人住在颐和园十七孔桥旁的龙王庙小岛。我们在这里设计好壁画的线稿和色彩稿，中国美术出版社画家任率英、墨浪，民族美术研究所画家刘力尚等同志一起参加放大制作，放大至9米×10米，底板是金丝楠木立粉勾线、矿物重彩，勾金箔，效果突出永不变色；还有王万起师傅负责楠木板刨削、申玉成师傅负责沥粉贴金等。画作原置于北门中央大厅两侧，国家博物馆重修后置于二楼走廊墙上，光线更亮，永久陈列。它们是解放后第一批大壁画，看了很是高兴。

第二、三、四届全国运动会，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调我参加开幕式、闭幕式团体操看台背景画的总体设计。为便于管理参加团体操背景“翻板”的1万多名学生，要先制作翻本，每人一厚本，根据画稿一本是一格，按格放大，依色编号，按号刷色。颜色由天津颜色厂制成，用汽油桶装运至北京，分到各区各中学，将颜料装在多个脸盆里，同学们拿着本子，排队按编号刷色。本子制成后，学生按编号坐在看台上，看着对面主席台顶上发出的指令，服从指挥，按时间翻本，一场场画面，有画、有标语，共70多幅。配合场上的团体操，形成背景，动作有先后，形成钢水奔流、黄河长江的动感画面，效果很好。

我还参与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第二套由我和罗工柳设计；由于工作量大，第三套时设计队伍扩大了，专家组是罗工柳、我、陈若菊和侯一民、邓澍五人；第四套主题是体现各民族大团结，我们是集体设计，基本上就是几个人一起碰思路，再由一个人主笔完成。如我担任人民币票面整体构图设计，确定人物、景物、文字、花鸟图案的大小位置及大致色彩效果；侯一民、邓澍是油画家，写实基础强，担任人物和风景的绘画创作；陈若菊是图案专家，币面的花鸟图案由她选择或创作。

1972年，文物局调我和常沙娜去陕西咸阳，临摹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壁画。墓道斜坡下去，两边有壁画，顶上是藻井。工人在剥取壁画，分成小块拆下，剩余部分落地下。工人说，在墙上值千金，落地如粪土，确实如此。不搬上去又会风化，对待古墓最好是先封存，等能科学保存时再打开。临摹的壁画中，有尖鼻卷发的西域人带着猎豹打猎，还有唐朝人打马球的场景，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永泰公主墓中的《宫女图》被整幅取下，搬至草堂寺内存放。我和常沙娜赶到那儿，临摹《宫女图》。唐朝的宫女袒胸露背，现在看也还是服饰时尚，构图装饰笔意潇洒，是盛唐的意境，越临越有味。后来听黄苗子说，此画有可能是吴道子真迹。能面对临摹，真是三生有幸。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太太“辛追”古尸出土。大约是1973年，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通过学校，调我们七人小组去长沙临摹棺椁图案，为赴法国、日本、美国、墨西哥作巡回出土文物展提供展品。我是组长，成员有常沙娜、陈若菊、崔栋梁、侯德昌、朱军山、李永平。西汉古墓一直埋在水田里，保存得比埃及木乃伊还好，皮肤完好，内脏完好，古棺古画、漆器、丝绸都保存完好。我们的任务是复制古棺的图案。古棺黑漆底，立粉勾金，黑漆很亮，能映出手表几点钟；龙虎交缠，虎的身子拉长，解剖结构不走形，鹿的变形，好像经过严格的写生。千年前的艺术，如此专业，值得认真学习。

1981年黄鹤楼重建工程破土动工，1985年建成，由向欣然任总设计师。一楼大厅壁画《白云黄鹤》由我设计绘制。一层占几层的空间高度，中间有回廊一圈，画面高9米、宽4.5米。在回廊上看，上半部仙人子安已乘黄鹤去；在廊下大厅看，下半部是李白把酒送行及湖北特色的三棒鼓、月琴等音乐。我带了七位年轻人在宜昌彩陶厂刻、画陶瓷板。作品有756块彩色陶版，为高温釉下彩工艺，由宜昌彩陶厂烧制。我们自己刻、自己上釉，白天刻制，晚上进窑，满怀希望次日出窑。往往是全部报废或是大部分报废，又得重新刻制。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多体力、伤尽了脑筋，用了近一年时间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成功，最后效果还是很好。据说陶瓷板进窑前，要先拜窑神，向窑神进贡，我们也买些点心给烧窑师傅去敬窑神，希望烧制工作顺利。

1995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津市南开区建周恩来总理纪念馆，广州美院雕塑总理和邓颖超汉白玉像，我设计背景，陈若菊参加。画面上蓝天白云、白浪滔天。在廊坊地毯厂做的毛毯大壁挂。映衬白玉雕像，明洁、宏伟，世人怀念好总理。

2005年，壁画协会的张春和邀请我们去云南丽江画风景彩墨长卷《玉龙雪山丽江春》。自古通过茶马古道，将云南的普洱茶运往西藏，丽江是集散地。古城丽江，中心是沐王府，是沐王议事处，如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周围是官府、民居、商埠、手工艺、纳西古乐的音乐厅、溪流、石桥、木桥、茶舍，直往黑龙潭、玉龙雪山，画在一幅长卷上，神秘而多彩。2006年画卷完成，现存丽江，供游人欣赏。

今年，我到北京、到学校都满70周年了。70年间我家六次迁居，这里可以透视到我从而立之年走到期颐的种种经历。在北京的六次迁居：

1．进国立北平艺专，住东单的五老胡同。房子很小，比较破旧，邻居很好，有冯法祀、李桦、夏同光、艾中信、孙宗慰、宗其香、常任侠等，老王管传达室，王嫂管伙食，生活很安定。我和陈若菊在此成家，生了大女儿周容。从家乡接来母亲和小妹周令瑶，供妹妹从小学五年级到师大毕业，她是我家众多姐妹中唯一的大学生。

2．校尉营中央美术学院北宿舍。美院院内北面有一排宿舍，大约1951年或1952年，学校通知我们搬去居住。院子由东到西很长，南北两面各一排房子，两排宿舍之间是一长条院子，隔一段有一个水池，供大家淘米、洗菜、洗衣服、洗拖把等用，还有几棵树木，我们叫它火车胡同。这里的房屋整洁些，我家住院子北面那排宿舍，窗户向南开。记得最初院内近邻有洪波、王育中、何溶、冯湘一、金维诺、宗其香、罗明夫妇、倪贻德等，后来黄永玉、张梅溪一家搬到了隔壁，武平梅嫁进了宗其香家，成为宗家女主人，金维诺家搬走了，他们的房子住进了新婚的佟景韩夫妇。在那个院子里，上班方便，我家窗户外就是学校，学校有事找我也方便。在那儿居住的十余年中，我参加并主笔设计了多个国家重点项目，如：第二、三套人民币的票面总体设计，解放军三大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等几套邮票，民族文化宫及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装饰设计，每年五一和国庆游行仪仗队和文艺大军的队容总体设计等。

1954年，我和陈若菊去重庆西南美专(今四川美术学院)向李有行先生学习他的水粉画法，陈若菊又进修图案教学，当时陈若菊已怀孕数月，但用功进修，不虚此行。其间我在重庆作画，又去大足临摹石雕佛像，我临摹的那批石雕佛像在中央美院U字楼走廊上进行展示，获美院同事、学生好评。后来这批画被一位编辑借去说要发表，之后泥牛入海，既没发表又没有退稿，那是我在大足石窟附近的山洞里住了个把月起早贪黑的成果，山洞里很潮湿，每天早起，被褥上是一个大大的人形水印，为此我还患了急性关节炎，因为没有搞清楚编辑的姓名，再有我也是日日忙，顾不上去出版社查询，总之20来张画没有了，真是可惜了。在重庆陈若菊生了儿子，起名小川。我们三人乘船经三峡到武汉，走了三天。我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船头，写生三峡小水彩80幅，修水库后，许多原物实景都沉在水底，能留下些写生，也是幸事，可喜，一家平安回到北京。

3．1962年前后，家搬到东城区前赵家楼胡同10号。这是学校总务科介绍我租的美院一同事家的独栋洋房，七开间，前面小院有葡萄架、玫瑰花、香椿树，但房租很贵，每月40元。在此居住期间，我两次赴广西深入采风，1963年陈若菊也一起去，广西有我19岁到24岁青年时期的难忘记忆。所以那两次我走了许多地方，画了大量写生，回京后作了不少创作，这也是我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

4．东城区大雅宝胡同5号(原甲2号)。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原党委书记陈沛搬走了，我搬进了原来陈沛的住处——前院的一排北房。我隔壁东房住着董希文，后院住着李可染等。这个院子曾经住过不少美术学院的教员，李苦禅、王朝闻、张仃、黄永玉、叶浅予、袁迈等人。一年多后“文革”开始，我从这里走进美院“牛棚”。1968年7月的一天上午，陈若菊到北京火车站送女儿容容去东北兵团，他们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父母送儿女，车上车下一片哭声，若菊怕影响容容的情绪，忍住不哭。下午又送我进美院“牛棚”，当时儿子小川得了急性肝炎躺在床上，回来又不好惊动病人小川，只好躲着伤心。“文革”中后期，董希文先生癌症已是晚期，一天在院子里他对我说：“我不能作画了，希望你多画些画。”没多久，他去世了，离世时只有58岁。在大雅宝胡同我们住了整整21年。

5．红庙北里3号楼二单元。红庙北里是当时文化部统一建造的高知楼，位于三环外四环里，楼高六层，在那个年代质量设计算是很好，前后两个阳台，楼门外有小花园，绿树成荫，靠近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九路总站，交通方便。我家住四层的一套三室二厅，景观好，前后无遮挡。

1985年，我们搬去住了20年，在那里我们经历并参加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在那里我和若菊离休了，在那里我们继续为美化国家发挥我们的余热，空闲时我画画搞创作，生活紧张而充实。直到86岁，腰腿不灵爬不上楼了。

6．五环外的新房。改革开放，四处建房。为了我和老伴不用爬原来的四层楼，女儿张罗满城找房，最后选中了五环外的一套住房，儿子付款。面积比原来大，还有50来平米的大阳台，好种花草。小区绿化很好，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特别安静，少人车嘈杂，时有鸟语虫鸣，好养老，好作画。我每日7点起床，上午画画写字，下午走路运动，晚上看电视，9点后睡觉。

2019年6月，年已百岁的周令钊先生接受中国政协文史馆采访，并在政协会徽设计图样(复制件)上签名

（八）我的心愿

2019年，我已满100周岁，进了101岁，身体还可以，只是记忆力差了。今年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共和国一起过大生日，十分幸运。我们为新中国成立奋斗过，也为新中国的成长建设过、奉献过，至今还在继续。现在，北京蓝天多了，我们小区里绿树成荫、蝉鸣鸟叫，小区外的道路整齐了，路两边各类花木，看去心情十分舒畅。2021年家门口地铁3号线通车，东坝国际商业中心和安贞东方三甲医院在推进，希望在前方，指日可待。我每年都要出门看看。2016年先去苏杭后到邻国日本，在奈良看到了公元759年唐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能在近百岁时见到完整留存于世的中国唐代建筑设计真迹十分感慨；2017年、2018年两次去了家乡长沙和平江，又去了武汉黄鹤楼。计划总有，旅途中看到祖国的发展，看看世界的变化，令人振奋。这几年我还要去看看湘江和资江，湘江过去看过不少，资江挑几个点走走，女儿容容会有计划。今年大事多，8月底中央美院为我在学院美术馆办《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湖南美术出版社为我做大部头画集；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文物局、中央美术学院与徐悲鸿艺术委员会在湖南省博物馆举办《大爱·大美——徐悲鸿与周令钊、戴泽艺术成就展》。劳动大家我十分不安，我向大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国庆70周年到来之际，我祝愿我的祖国和平安宁蒸蒸日上，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人美心灵美。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周令钊先生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一生经典作品无数，周令钊却最怕听到别人称他“艺术家”。他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骄傲，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有机会为国家做设计，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大家都说好，我就会更开心。”

二、纵使誉驰四海，难忘华艺厚泽

1935年，周令钊老先生告别华中艺专北上求学时年仅16岁，精彩的艺术人生尚处于萌芽阶段，而在离别母校近90年后，他早已名满天下，誉遍全球。可他始终感念母校初乳，感念华中艺专恩师与旧友。

周令钊与华中艺专师生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位为周令钊先生 

周令钊先生与恩师陈国钊先生、同学陈白一先生

周令钊、陈若菊夫妇与华中艺专校友王承渭先生合影

周令钊先生与石夫、罗世泽等华中艺专校友在北京聚会，左起第一位为周令钊先生

2020年8月5日，101岁的周令钊先生在北京现场挥墨“华艺湖艺 一脉相承”八字赠予母校。

周令钊先生现场题字

2022年10月6日，周令钊先生在女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全集执行主编之一周容女士和中国书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建筑设计师陈海安先生的陪同下回返母校，他深情地说，学校建得好啊！非常美！我们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就是要追求“美上加美”！

周令钊先生回返母校

周令钊先生与黄铁山先生、钟宜淳女士合影

周令钊先生与母校师生合影

2025年11月18日，周容女士向学校捐赠父亲的画作

（资料来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73辑，2019年12月，图文有少量改动；部分图片来自中央美院官网；视频来源：湖南卫视）